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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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城市文化 呼唤人文回归
  

   --访中国国土资源报社总编辑刘允洲


   日前,本网记者在北京专访了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社长刘允洲(以下简称"刘"),他就当今城市文化走向以及低密度高档建筑、经济适用房制度、勾地制度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反省开发商的非理性行为

  问:据资料显示,中国至少有3000万个短缺住房的特困家庭急需住房,而与此同时全国的空置房面积就多达12500万平方米,而其中主要是高档的豪宅、别墅和公寓。请问作为一个国土资源系统权威媒体的负责人,您认为该如何以舆论引导社会行为?

   
 

  刘:首先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居住理想都是低密度的、别墅式的,但是我国的国情不允许,土地太紧张了,要保住十几亿亩的耕地,又要建设,用地是很紧张的。中国山太多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山,这种国情决定我们不适合大量建设低密度的高档建筑。第二是有效购买力不足,先富起来的毕竟是有限的,对这一部分人供应土地太多的话就会出现市场失衡现象,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因为大部分人是买不起高档住房、别墅的。

   那么,为什么高档住宅开发得那么多呢?这不能完全怪我们的供地政策,主要是因为高档住宅利润空间比较大,规模和效益比较可观。一幢别墅就300万元,500万元,甚至上亿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富人纷纷购进,甚至有炒作的,这就给开发商造成了错觉。其实,市场是有限的,有限的购买力限制他的销售。所以,去年我们宏观调控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调整房地产的结构,增加中低价位住宅的供应,比如经济适用房、低价房。去年国土资源部门也是这么做的,限制各地高档住宅用地供应,禁止别墅用地供应。

   舆论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市场实际出发,反省开发商非理性的行为,使大家能够正确看待房地产业以及住宅产业的发展。

要把经济适用房商品化

  问:可是目前经济适用房也出现了弊端,一些真正需要住房的人买不起经济适用房,一些富裕的人却一买就好几套。

  刘:这不是经济适用房本身的问题,是经济适用房的运作方式的问题。在实际操作当中,开发商为了赚钱,你明明收入很高,但只要你能通过层层审核,他照样卖给你。有便宜的房谁不去买啊!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要把经济适用房商品化,目前由于政府、银行各方面干预也比较多,它还只是半商品化。比如说土地无偿划拨,这个国土资源部门一直不大赞成,也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来,变"暗补"为"明补":即取消土地无偿划拨这个"暗补",,政府如果要对低收入购房户进行补助的话,可以通过审查,补在"明"处,这样就不会有这个矛盾了。经济适用房本身是好的,只是它的制度有漏洞,运作中有很多矛盾。

"勾地"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制度

  问:近日,关于"勾地制度"的争论进行得如火如荼,请问刘社长对这一制度持何种看法,您觉得它存在实施的可行性吗?

  刘:这个制度实际上没出台呢!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正在研究 "招拍挂"的细则,里面使用了"勾地"这个名词,但这是个讨论稿,有可能正式出台时就没有这个词。这个名词来自香港,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勾地制度的程序,比如政府有一批土地要公开出让,先了解开发商的意向和报价,有利政府出让土地时了解市场动向,了解开发商的意愿,作为咨询让他能够增加"招拍挂"过程中的信息沟通。

  问:您刚才提到这个制度当前还未出台 ,一旦出台有可能会换个名词,是不是指"引进该制度的形式,然后换个名字"的意思?  

   
 
   

刘:对,"勾地"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制度,和“招拍挂”市场出让不同,只是完善“招拍挂”功能的一个细节,是保障“招拍挂”顺利进行的一个方式。“招拍挂”细则要针对的事情就是要克服市场不良的,非理性的,沟通不足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一种局面。因为是个新名词,所以引起新闻界一顿疯炒。

  问:有一种说法是“勾地制度”是香港土地市场不景气的情形下推出的一种制度 ,目前我国的土地市场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个时候提出“勾地制度”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但局部地方流拍现象去年就出现较多 ,上海土地市场冷场情形也比较多。在一些房地产市场过热、投资过热,房价上升过快的区域,经过去年的宏观调控之后,有一部分地区的房价应声而落。比如上海就落了30%左右,特别是边缘地区,比如松江、宝山等地。松江的房子前几年是3000元/平方米,2004年后疯涨到6000元/平方米,宏观调控之后,这个地方最多卖到4000元/平方米了。那么,当初期望值在6000元/平方米的开发商肯定套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在观望,土地"招拍挂"就可能出现冷场了。勾地制度就是针对"招拍挂"当中政府和开发商信息沟通不充分,增加双方互相考虑的过程,抑制开发商不理智的行为。

  问:您的意思是说它在我国的某些地方还是存在可行性的?

  刘:是的。而对其他一些地方来讲也没有什么坏处,房价正常了,理性了,增加这个地区"招拍挂"的信息沟通,酝酿充分点也没什么坏处。

建筑是公众的文化

  问:有幸拜读了刘社长的一组题画诗《暮色中的老城》,诗中流淌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怀旧感伤。您还在篇末感言中提到"寥寥诗句,不过是当今城市文化冲突中的一种心灵挣扎,且没有答案"--城市文化的蜕变过程总是伴随着心灵挣扎的,或尴尬、或痛惜、或迷惘,而建筑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您认为什么样的建筑才能达到建设环境与人的身心状态间的和谐呢?有没有什么好"榜样"?

  刘:我在篇末感言中说的"没有答案"是指随着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的建筑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城市建筑当中目前普遍存在一种现象: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快速地大量消灭。面对文化的中断,我们却无能为力,找不到答案。

   我诗里写的"老城"是上海以城隍庙为核心的南市区的那一部分,我高中在那里读书,家住黄浦区,在石库门的弄堂里长大的。上海的石库门的房子一般是没有厕所的,私密性也非常不好,隔壁什么事都能听得到,透过板缝也能看得到。一号发生什么事,六号的知道;六号发生什么事,十二号的也知道,一个楼里的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大家聚在一起,条件是确实比较差的,不像现在的单元楼,有厕所、厨房,上海石库门里一楼的厨房是公用的,用上海话说"灶披间",在"灶披间"里大家一起做饭,一起聊天,非常热闹。我父母都在上海,原来老邻居的关系非常密切,互相沟通、交流、帮助。不过,随着城市改造,他们当时住的黄浦区的弄堂全部拆迁了,但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老邻居。

   现在的单元楼和过去的石库门或者四合院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有比较好的私密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距离也越来越远。对门基本上不相往来,可以这么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单元楼在现在的社会里把人分隔成一间一间的斗室。

   但毕竟人们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更私密的空间,这就涉及危房改造,旧城改造。各地都在搞危房、旧房的大量拆迁,大量的兴建土木就随之发生了。在大量拆迁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建筑、传统的生活方式都给破坏了,一下子中断了,我所谓的伤感彷徨就在这方面。一方面,生活要前进,要更舒适,要更有质量;但另一方面,旧的消逝了我们不免怀旧,因为我们的文化突然中断了,中断地太快了!我们欢天喜地地搬到新的地方才发现,原来旧的地方有那么多值得留恋!

   我们现在建筑文化的一大问题就是西化、欧化,到处都是欧陆风情、北美风情。中西方文化本来是各有特色的,但在我们不加选择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之后,我们现在的城市变得有些不伦不类:有四合院,也有过去陈希同他们搞的"穿鞋戴帽"--屋檐沿用了传统建筑的一些风格,底下再搞一点什么,中间就是火柴盒式的,北京前门大街那一带的建筑都是火柴盒式的,这种"火柴盒"把建筑美消灭得一干二净,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几何体。建筑是公众的文化,是一种大文化。然而,当建筑进入市场,以一己利益为出发点、不顾环境、社会效益的建筑观,便成为破坏建筑整体美的可怕力量。

  问:那您怎么看那些中西结合的建筑呢?比如上海有一些民国时候留下的中西结合的建筑。

  刘:那部分建筑是已经被认可了的 ,现在也成为上海文化的一部分 ,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比如上海以前租界的那些中西结合的小洋楼、别墅,局部采用一些西式设计,其风格已经被大家所熟悉,所接受了。外来文化移植进来总有一个熟悉的过程,熟悉了以后,人们接受了,就融入了我们的文化,还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需要发展"田园城镇"

  问: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建筑才是您心目中最理想的建筑?

  刘:我心目中理想的建筑是有充分民族特点的和适应现代生活居住条件的房子。不过这种理想,现在完全被现实所分裂、所分割了。一方面生活要前进,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为旧的生活失落太多而伤感。这种因为文化的断裂,引起的伤感或者尴尬,就是我所谓的"找不到答案"。但实际上,两全的方式还是可以找到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按照梁思成的意见,北京的布局应当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由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在国外看到一些结合的比较好的例子:老城区基本不动,但另外商业办公中心或休闲娱乐设施是可以在新城大量建造,这样就不会一下子丢失很多传统文化。

   我觉得中国需要发展一种"田园城镇"。"田园城镇"与"花园城市"虽然都叫Garden City,但是不一样。花园城市就像北京现在这样的,不断地种树种花、搞绿地。但这样的结果还是城市不断地向外扩张,不断侵犯农田;田园城镇是相对那些高度集中、无限扩张的大城市来说的,它以小城镇为主,而小城镇又是有田园,有集中商业区、居住区的。

  刘允洲,男,1947年8月生于山东省荣成市,现任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社长,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1978年就读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次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攻读编采业务,1982年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此后就职于《人民日报》农村部、经济部、总编室,先后主持过农村部、总编室全面工作,凡十年。1994年任中国土地报社社长,1998年任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社长至今。1998年评为高级记者,200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长于报刊经营,策划,编采,评论,杂文,已发表报刊新闻作品数百万字,评论近千篇,著有《生命之网》、《农村改革大潮》,《舆论的形成和报纸舆论功能的实现》等,编有《谁给我们土地》,《中国耕地万里行》等。新闻作品获省部级以上奖项四十有余。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讲授新闻评论学,主要研究方向"新闻评论的舆论功能研究"、"新闻评论语言艺术研究"、"中国政论传统研究"等。


                                                     (二00六年三月二日于北京)